《民法典》第533条在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作出重大修改完善的基础上，新增了情势变更制度，将其明确为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事由之一。

　　契约必须严守是诚信原则这一帝王条款在合同领域的具体体现，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价值。作为契约必须严守的例外情形，情势变更制度为实现合同正义，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干预。此种干预必须限制在非常必要的范围内，避免当事人将情势变更制度作为逃避履行合同的手段，损害合同的效力和权威，破坏交易秩序的稳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是为了应对一方当事人面临丧失最低限度实质性合同正义的情况，是在极端情况下为恢复合同正义而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措施。我国司法实践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也一直持审慎态度。

　　情势变更制度并非规定在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章节，而是规定在合同的履行章节，与《民法典》第562条、第563条所规定的当事人享有的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等民事实体权利不同，情势变更制度中的当事人并不享有实体上的合同解除权，仅能在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合同关系的建立和正常履行造成很严重的障碍时，请求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权利义务显著失衡状态作出必要调整。可见，情势变更制度并非当事人享有的实体解除权利，而是经当事人请求，国家基于公平原则，通过司法权对严重失衡下的合同履行进行干预、矫正的制度。

　　类型化思维是民法漏洞填补的一种重要方式，部分国家也在情势变更类型化上作出过各种尝试和努力，但实践证明收效甚微。这是因为能够被类型化的法律概念，其内涵至少具备确定性特征，比如合同可以依照不一样的种类及特征将其类型化，而情势变更的内涵根植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难以精准确定。鉴于此，《民法典》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较为抽象，具体适用交给法官结合个案裁量。实践中，法官将根据案情，综合考量各种各样的因素，认定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实务中，情势变更的适用争议集中表现在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区分上。两者虽具有天然排斥属性，但均表现为客观情况出现变化，在表现形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故两者的区分成为司法实务中的难点问题。下文将以情势变更构成要件的审查认定为切入点，结合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区分展开探讨。

　　“情势”即“合同的基础条件”，与合同订立无关的客观情况，不属于“合同的基础条件”。通说认为，该基础条件特指客观交易基础条件。

　　“变更”，一般是指构成“情势”的客观情况出现了异常变动，达到致使合同内容严重失衡的程度，导致合同当事人预期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使原先的合同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动摇了合同基础。“变更”具有突发性、异常性、重大性：突发性、异常性对应情势变更构成要件中的不可预见性，重大性对应构成要件中的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

　　该要件相对清晰，实务中争议不大。但关于合同订立时或之前已发生而当事人并不知道的事由，能否构成“合同的基础条件”，并主张适用情势变更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作者觉得，此种情形应该适用有关重大误解的规则，援引《民法典》第147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合同，而不应适用情势变更。

　　另一个争议点是，情势变更事由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履行完毕之前，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能否在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后主张适用情势变更？一种观点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无通过情势变更调整的必要，这样有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否应适用情势变更，重点应审查情势变更的事由发生时间，无须考虑发生争议时合同是不是已经履行完毕。作者觉得第二种观点较为符合立法目的。

　　情势变更具有不可归责性，因情势变更引起的损失，可根据公平原则进行分担。与之不同，商业风险通常源于当事人的知识能力不够、经验匮乏、市场判断有误、投资决策失误、甘为冒险等因素，当事人对此存在一定的过错，应自行承担对应损失。比如，在一起涉拍摄电视剧合同纠纷案中，一方以相关监管措施趋严导致电视剧播出数量受到限制、收益无法达到预期为由，主张构成情势变更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法院认为，规范电视剧行业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事人因判断失误，导致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该影响因素应属商业风险范畴。

　　实务中争议较大的问题是，迟延履行期间发生情势变更，违约方能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一种观点认为，迟延履行期间风险由违约方承担，无权主张情势变更。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第一种观点混淆了不可归责的对象。不可归责性关注当事人对情势变更本身有没有过错，而非合同履行中有没有其他违约行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可取。但该观点也面临着迟延履行方是否应承担对应违约责任的争议。《民法典》并未就此进行规定，考虑到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后，既可导致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也可引发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二者从某一种意义上而言具有共通性，可参照不可抗力的有关法律法规做处理，即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情势变更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

　　能否预见是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主要的因素。实务中，判断当事人能否预见、是否属于商业风险，可以综合考量下列因素：一是考量交易性质、交易环境、交易规则等，判断理性人能否预见；二是考量当事人特殊知识、能力、经验等真实的情况，判断特定个人其能否预见；三是当事人有没有过错。正常的情况下，理性人能够预见即可推定当事人能够预见；理性人虽不能预见，但考虑到当事人所具有的特殊知识、能力、经验等，也可能认定当事人能够预见；因当事人具有过错而未预见的，应认定当事人能够预见。

　　实务中，在判断当事人能否预见某种风险，还需注意以下事项：一是在具体判断是否为商业风险时，无需审查当事人能否准确预见到该风险全部因素，能够预见到引起该风险发生的重要的因素即可；二是需要综合考量该风险是否可控，能否被防范；三是特定领域的特定交易人，对特殊风险的预见义务应高于一般人；四是特殊性质的风险应区别判断。

　　情势变更制度具有法律适用上的强制性规范意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第4款亦规定，当事人事先约定排除情势变更适用的，该约定无效。该规定意在限制抽象地、全面地排除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而非一刀切地限制当事人在合同中预先排除某种情形适用情势变更。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就合同履行中有几率发生的情势作了预判，并进行了约定，那么，当事人预判的情势即是合同订立的基础，若合同履行中发生了预判的情势，当事人一般不能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比如，在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双方约定建材价格为固定价格，不因市场行情报价剧烈波动而变化，后建材价格虽大幅度上升，但因当事人在合同中预先排除价格大大波动适用情势变更，当事人适用情势变更的主张没有办法获得支持。

　　该要件为情势变更原则的核心要件，也是区分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的最主要的因素。一般而言，对于是否构成明显不公平的判断，应当依据该合同的详细的细节内容和继续履行的结果，结合合同目的、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交易对象等因素综合判断。

　　关于明显不公平的认定标准，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明显不公平指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的代价或成本显著增大，至于履行成本增大到多大程度才算明显不公平，需要法官依详细情况来决定，无法一概而论。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加以判断，即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无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依理性人的看法加以判断，包括履行特别困难、债权人受领严重不足、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实务中，明显不公平的判断标准多为利益平衡关系被打破、合同目的落空等。是否构成明显不公平，还须结合合同情况、案件事实等，做综合判断，不可一概而论。

　　因合同多涉及到对价，判断利益平衡关系是否被打破，多体现为对价关系是否遭到破坏。至于价格持续上涨或下跌多大比例可认定为对价关系遭到破坏无法具体量化，需结合案情进行判断。比如，在一起煤炭买卖合同纠纷案中，短期内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了30%，最终被认定为未构成对价关系的破坏。再比如，在一起供暖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一次性缴纳1万元可享受30年供暖服务，最终被认定为对价关系遭到破坏。

　　虽然《民法典》第533条删除了不能够实现合同目的的表述，但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仍是判断是否构成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标准之一。比如，在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因购房政策的变化，导致一方当事人不具有购买二套房屋资格，合同目的落空，适用情势变更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再比如，在另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虽因政策变化提高了其支付首付款比例，但并不足以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无法适用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的五个构成要件相辅相成，不可分割，须全部满足，且不属于商业风险。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二者价值目标不同，前者在于排除非属于商业风险所引起的交易上显失公平的结果，是一种损益平衡机制，而后者则是以一定风险换取利益，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已将此种商业风险合理地计算在内并形成相应的合同价格，由一方当事人自行承担并不会发生不公平的后果。

　　当地时间3月29日，伊朗伊斯法罕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斯法罕市多地区发动了袭击，其中伊斯法罕理工大学在过去一周内第二次成为袭击的目标。在26日时，伊朗方面称，美以袭击了伊朗伊斯法罕理工大学内的一栋建筑，未造成人员伤亡。

　　当地时间3月29日，据《金融时报》报道，随着美国向中东地区增兵数千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夺取伊朗的石油”，并可能占领作为伊朗石油出口重要枢纽的哈尔克岛。另据《》同一天报道，数百名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抵达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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